“‘大毒’中药在肿瘤治疗上大有可为，恶性肿瘤往往发展迅速，且多胶结难消，所以中医在治疗肿瘤时用药要更准、更狠、更猛，在准确辨证的基础上加上以毒攻毒，能取得意想不到的疗效。”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针灸微创肿瘤科主任、全国肿瘤阳光论坛创始人黄金昶教授日前表示。

　　不久前在杭州举行的第三届全国肿瘤阳光论坛上，多位专家指出，“毒性”中药是我国医药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治疗癌症和疑难杂症等方面有其独特优势。

　　相关统计表明，2010年至2016年我国抗肿瘤药物市场销售额从428.23亿元增长到1145亿元，期间增长幅度为167.4%，复合年均增长率为15.1%，预计2018年至2020年我国抗肿瘤药物市场销售额分别为1514亿元、1741亿元、2003亿元。专家认为，我国抗癌药市场规模如此巨大，迫切需要加大对中药毒性和药效的专项研究，进一步挖掘中医药在治疗肿瘤上的价值。

　　9月18日，由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的“北京中医药健康旅游海外达人体验活动”在北京举行，来自俄罗斯、西班牙、墨西哥、巴基斯坦等国的十余位外国友人来到北京前门大街，体验了太极拳、号脉、制作中药丸等中国传统文化项目。图为来自巴基斯坦的友人在中国太极拳爱好者（中）的指导验打太极拳。记者任鹏飞摄

　　“肿瘤在发展过程中会体现出很多有毒的特性，比如它让人食欲下降，体质下降，以及它产生的痰、水、血、瘀等病理产物，在中医辨证认识上都是属于‘毒’的范畴。中医用药都是以偏纠偏，以毒攻毒，但中医上所谓的‘毒性’其实是指中药药性，药的偏性。正所谓‘是药三分毒，无毒不入药’，有了药的偏性才能治疗疾病，治疗肿瘤一定会用到有毒中药。”中医扶阳学派传人李桂东解释称。

　　黄金昶认为，恶性肿瘤往往发展迅速，没有给治疗留出更多时间，并且肿瘤多胶结难消，所以中医在治疗肿瘤时用药要更狠更猛。实践证明，大毒中药在肿瘤治疗上大有可为。要想取得疗效，关键在于医生辨证要准，方法要对，选药要准、猛、狠。

　　近年来，中药“有毒论”广为流传，严重阻碍了中药的发展。与会专家指出，中药的毒性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中药毒性泛指一切中草药的作用或中草药的偏性，中医药学认为中药的毒性具有普遍性，凡是药物都是有毒的。明代名医张景岳明确指出，“药以治病，因毒为能，所谓毒者，以气味之偏也”。而狭义的毒性是指有效剂量和中毒剂量很接近，应用不当就容易引起毒副反应的中草药。

　　“例如，斑蝥、蟾蜍、壁虎等动物药，马钱子、甘遂、大戟、川乌、草乌、断肠草等植物药，砷制剂等矿物药都属于常用的有毒中药，如何用好这些有毒中药对于肿瘤治疗意义重大。”黄金昶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注意到动物类药在癌症治疗中有着明显优势。”黄金昶举例称，“经过临床发现，经炭火烤焦后的蟾皮不仅存性，其止血作用很强，而且其心脏毒性明显减轻，对肿瘤出血、淋巴转移癌及恶性淋巴癌、皮下转移癌都有很好的效果。”

　　事实上，中医历来看重动物药的临床应用。清代医家唐容川在《本草问答》中称，“动物之功利，尤甚于植物，以其动物之本性能行，而且具有攻性”。名医叶天士也称，“久则邪正混处其中，草木不能见效，当以虫蚁疏逐，以搜剔络中混处之邪”。历代医家也都明确指出，动物药某些功效非一般植物药所能比拟。

　　“正所谓‘草木无情，动物有情’，由于动物药含有大量蛋白，它对人的任督二脉和奇经八脉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北京中医药大学特聘临床专家、无锡徐氏中医药研究所创始人徐书教授指出，“中药的性味归经使得某种药或某个方子具有靶向作用，比如蛇蜕治脑癌、蟑螂治肺癌、巴豆治肠癌、蟾蜍治乳腺癌、犀角治白血病等都有特效。”

　　中医历来有“中医不传之秘在量上”之说。“除了药材质量、道地性等因素外，剂量的变化与中药的疗效之间有着非常大的相关性，同一种中药，用量不同，产生的效果不同，甚至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但目前人们对于中药‘毒性’过度甚至不实的担忧，对药量使用近乎苛刻的限制，已经极大地影响了临床实践，中医完全被捆绑住了手脚。”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科主任舒琦瑾教授表示。

　　“中医在使用有毒中药治疗肿瘤时，必然要涉及量效关系这一关键问题，用药受到限制，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等就成为困在每一个治疗肿瘤的中医人头上的紧箍咒。比如有的药量用到200克治疗的效果会很好，但按现有规定并不允许。”李桂东无奈地表示。

　　为何业内质疑现有《药典》对于有毒中药的用量限制？专家指出，除了有对药性毒性的认识不足之外，还与方剂本源剂量折算未能形成统一认识有关。

　　“中医用药讲究配伍，药物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种类，可能是天文数字，不能仅以几种有效成分来界定中药的好坏。目前中药药理学对药性的认识还不够，在此基础上制定的法规也不近完善。药监部门要依据《药典》行使职权，监管的方法也就有违中医药的理论基础。”李桂东认为，“中药的量效关系与药材的炮制方法、产地、病人体制等多种因素都有关系，在剂量使用上不能一刀切。”

　　除此之外，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肿瘤三科主任王克穷认为：“历代度量衡不一样，医用度量衡也不一样。东汉时期一两等于15.625克，清代时一两等于37.74克，而明代的李时珍认为‘今古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大约古用一两，今用一钱足矣’，受此影响，现有大学教材规定一两等于一钱等于3克，实际上该药量是《伤寒论》经方剂量的1/5，在此基础上制定的《药典》也就出现同样的剂量问题。”

　　“例如，现在相关政策规定生半夏为二类毒剧中药，内服一般炮制后使用，限量3-9克。但事实上，生半夏的使用由来已久，而现代中医学界多将生半夏加入白矾、鲜姜、甘草等药物进行炮制，虽然炮制后的半夏意在消除毒性、突出药效，但上述炮制方法对半夏有效成分损失很大。我们临床发现，在治疗上腹部肿瘤、食道癌等众多案例中，生半夏分别用量10克，32克，65克，125克，130克，260克，安全有效。”王克穷表示。

　　业内专家认为，中药剂量是影响肿瘤疗效的关键，不能因为有毒性就一棒子打死。一方面要加大对中药毒性和药效的专项研究，总结出合理的用药规律。另一方面，要加大对民间经验方的保护和传承，进一步发挥中医药在肿瘤治疗中的作用。

　　“不同中药的毒性具体是怎么样的？它如何影响疗效？疗效与毒性之间的临界点在哪？通过什么样的炮制手段能更好地减毒增效？都需要进一步探索。”舒琦瑾建议：“应从国家层面加大对中药‘毒性’和药性的研究，找到剂量与疗效及安全性之间的最大公约数。”

　　事实上，业内专家已经对炮制方法有了不少创新的探索。“肿瘤治疗中常用到的软坚散结药物多为介壳和矿石类，这类药物有效价低和吸收困难的特点。通过实验发现，运用生物发酵的体外预消化技术将不易消化吸收或有毒中药在人体外进行预消化，可以降低药物毒性，提高药物价效，方便大剂量用药。”李桂东透露。

　　为何临床中敢用又会用有毒中药的中医少之又少呢？对此，徐书认为，“主要是因为缺少传承，民间很多有效的方子，很多绝活失传了，年轻中医对于用量和炮制方法把握不好，不敢用也不会用。有毒中药的疗效必须要有正确的炮制方法做保证，一定的炮制程序与炮制程度甚至是影响疗效与毒性的临界点，而炮制方法的传承则需要跟师学习才能掌握好。”

　　“比如巴豆既可通畅大便，也可止泻，急症生用，缓症熟用。熟用巴豆还必须要求烤至紫褐色，用锡纸研末去油才行，烤糊无药效，火候不够去油不全则会有毒；又比如马钱子，它的治疗量和中毒量非常接近，不好把握，而这些都是民间中医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需要师带徒这种手把手的传承才行。”徐书举例称。

　　徐书认为：“中医治疗肿瘤应以脉诊为中心，以经方为龙头，时方为龙尾，专病专药画龙点睛。其中的专病专药就是指具有靶向作用的有毒中药或经过民间实践检验的经验时方，是中医治疗肿瘤的靶向武器，要从国家层面加强对民间中医的保护和传承。”

　　甘肃兰州等地医养结合探索初见成效，但面对日趋旺盛的需求，医养结合机构面临床位少、护工少、机构少的紧缺局面，并存在医养分离的现状。

　　今年央企领导层的调整力度和密度都是空前的。截至目前，今年已有至少42家央企进行了176位领导人员职位调整。